在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，有一个叫维奇安普顿的小村庄。村子不大，却有一座小教堂，教堂里安放着一块战争纪念碑。其实，这不仅是一座纪念碑，更是一块墓碑股票配资推荐，因为这里长眠着本村五名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。碑文写着：
“为国效忠而死，长眠克里米亚，愿灵魂得安息。1854年。”
这五名士兵死于克里米亚战争。那场战争中，英国远赴黑海前线，阵亡的士兵超过两万。他们是为了帮助土耳其抵御沙皇俄国而牺牲的。如今，当我们看到英国志愿者出现在乌克兰战场时，不免让人联想到往昔，只是这次他们身穿的是乌克兰军装。
对法国人来说，克里米亚战争同样残酷而血腥——十万法军士兵葬身异乡。尤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坚战中，英法联军围城近一年，每一次冲锋都如同走向地狱，付出惨重代价后才攻下那座由叶卡捷琳娜时期修建的坚固要塞。
展开剩余75%今天若走进塞瓦斯托波尔，随处可见数百座纪念碑，纪念的是十二万七千余名俄国阵亡者。他们并非全是俄国人，还包括塞尔维亚人、希腊人、保加利亚人等东正教国家的士兵。他们因共同的信仰汇聚到这片土地。某种意义上，克里米亚战争不仅是地缘之争，更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：新教的英国、天主教的法国、伊斯兰教的土耳其，联手对抗东正教的俄国。
人们或许会疑惑：既然新教、天主教与东正教同源于基督信仰，为何会兵戎相见？在中国人的眼里，这种因宗教分歧而流血的场景难以理解。中华文明自古没有超越世俗权力的祭司阶层，从未因神灵之名挑起战争。但在西方，往往“异端”比“异教徒”更可恨，内部敌人甚至比外部敌人更危险。正因如此，中东、叙利亚等地的宗派冲突至今仍延续不休。
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当年也在塞瓦斯托波尔服役，亲历了战争惨状，这成为他写作《战争与和平》的重要灵感，只是小说中背景被换成了拿破仑东征。历史的巧合在于：正是拿破仑惨败于俄国，导致法兰西帝国走向衰落，而俄国借机崛起，第一次触碰到欧洲霸权的高位。1814年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甚至在巴黎检阅联军；1815年，俄、普、奥三国结盟，建立起俄国主导的大陆秩序。然而，这一切在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戛然而止。
熟悉欧洲史的人会发现：每当西欧形成相对统一，就会有强人带领他们东征俄国。从拿破仑到希特勒皆如此。看似是西欧的扩张，实则源于恐惧：如果不在强盛时打击俄国，将来衰落时更无法自保。这种心态，与古代中原对待草原民族颇为相似。
塞瓦斯托波尔的围城战发生过两次。除了英法联军外，二战时德军也在这里苦战。1941年至1942年的苏德战争中，德军历经九个月才攻下塞瓦斯托波尔，付出了两万四千人的代价。这场胜利让曼施坦因跻身元帅之列，但同样印证了“城破之前，尸骨如山”的残酷。
总结起来，俄国或许会输掉一场战役，甚至丢失大片国土，但他们总能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赢得最终胜利。1814年俄军进巴黎，1945年苏军攻入柏林，这种历史的轮回令人唏嘘。沙皇亚历山大与斯大林虽相隔百年，但目标一致：不仅要守住国土，更要输出霸权。
1917年的十月革命，再次让整个西方陷入恐慌。战胜国与战败国一同组成干涉军，足见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。纵观人类历史，几乎只有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遭到如此多国家的一致抵制。
进入冷战时期，苏联的强大军事力量让西方“恐俄症”达到顶点。1981年，苏联在波罗的海举行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，欧洲更是惶惶不安。他们将俄国视作蒙古“黄祸”的继承者，认为莫斯科继承了金帐汗国的血统与势力。为了抵御苏联，欧洲国家不得不把权力让渡给北约。
与此相比，欧洲对中国并无深层恐惧。尽管今天中国是西方眼中最强劲的竞争者，但我们从未像俄国那样在欧洲本土掀起血雨腥风。我们没有攻陷过柏林，没有阅兵巴黎，也没有在欧洲造成百万人的战争伤亡。历史上的鸦片战争、朝鲜战争，对中国意义重大，但在西方人眼里只是有限的冲突，他们不会像纪念克里米亚那样铭记。真正对中国心存深刻警惧的，是与我们有过密集交锋的邻国，比如日本。
综上股票配资推荐，这篇文章只是从历史角度出发，对东西方的战争与心理进行了浅显梳理，不是定论，只供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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